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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積春:儒家文化為新時代國家治理提供豐厚滋養

來源:孔子研究院作者:成積春 2019-12-06 09:26:00

  編者按:11月26日,“儒家文化與新時代國家治理”學術論壇暨《洙泗儒話》首發式在孔子研究院成功舉辦。山東省泰山學者、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成積春在論壇上發表題為《儒家文化為新時代國家治理提供豐厚滋養》的主題演講。現將演講內容刊發于此,以饗讀者。

  這幾天一直在思考“儒家文化與新時代國家治理”這一題目,下面我就以《儒家文化為新時代國家治理提供豐厚滋養》為題向大家匯報下我的思考。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在前不久召開的紀念孔子誕辰25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六屆會員大會上,王岐山副主席代表習近平總書記作了講話,他指出:中華文明始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儒家文化作為在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長河中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的思想學說,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文化中的“小康”“大同”“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重民”“安民”等民本思想;“仁義禮智信”等道德約束;“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的交往理念,為歷代儒者所秉持,是儒家治國理政智慧的集中體現。
  顯然,儒家文化在今天依然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能夠為新時代國家治理提供豐厚的滋養。下面從儒家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教化文化三個層面試作分析,與大家分享,并請大家批評指正。
  第一方面,儒家的政治文化為新時代中國的政治治理提供豐厚滋養。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曲阜講話時重申了“四個講清楚”,首先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政治傳統決定了我們的國家政治治理必然有自己的特色。
  1.儒家中央集權的思想智慧應當加以總結,并為新時代政治治理提供借鑒。在現代政治建設中,我們常常更加注重對儒家講仁愛、重民本等優秀治理思想的闡發和吸收,但對儒家倡導和維護中央集權的特點卻避而不談。這里必須要強調,我們所說的中央集權不是君主專權,不是寡頭政治,而是指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涉及到誰是主導誰是服從的問題。長期以來,受西方“政治正確”的敘事方式影響,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對中國古代強干弱枝、權力集于中央、防止地方割據的治理特色,往往僅僅作為“封建社會加強君主專制”的特點予以敘述,卻羞于對其在國家和民族發展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加以總結,沒有很好地汲取這個方面的治理智慧。
  事實上,中央集權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基本保障,也是維護國家統一、保證中華文明延續的有力武器。歷史雄辯地告訴我們,什么時候有一個尊奉了儒家思想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什么時候就能實現國家統一、人民安居樂業;什么時候地方坐大或稱雄爭長,國家就會分裂割據、生靈涂炭。可以說,中央集權是兩千多年的歷史傳統給我們留下的一份珍貴政治遺產,汲取這一政治治理智慧對于形成新時代黨的集中領導體制,維護國家統一、邊疆穩定、民族團結意義重大,對于新時代堅持黨的領導,做到“兩個維護”具有文化根源性價值。
  2.儒家民本主義的政治思想應當予以高揚。儒家繼承了西周以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民本思想,進而形成了“安民利民”“民貴君輕”“平政愛民”“順從民意”等一系列命題,構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根基,對漢唐以后的中國古代政治治理產生過重要影響,成為統治階級治國安民的指導思想,貫穿于古代政治治理的實踐中,被當作穩定社會和治理國家的有效法寶。中國的古代社會屬于專制社會,但近兩千年的歷史事實證明,中國民眾的地位相比于同屬于封建專制社會的歐洲中世紀的民眾地位有很大不同,這與儒家倡導的民本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治理的踐行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中應當從儒家民本思想中汲取豐富營養,把民本思想發展為社會主義條件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為建設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完善民生保障制度提供歷史借鑒。盡管古代的民本主義需要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但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與儒家以民為本、擔當作為的思想具有文化基因性的傳承關聯。
  3.儒家的德治思想應成為現代政治治理的重要借鑒。儒家的德治思想繼承發展了西周“敬德保民”“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觀念,孔子對為政者提出了“為政以德,譬如北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倡導,孟子發出了“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的贊美,并將德治深化為“仁政”,荀子推崇“以德兼人”的王道。儒家講德治,特別突出了修身的意義,《大學》主張“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里首先是對統治者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要求他們率先修身,然后才來談民眾的“修身”。而孟子更進一步,認為實現天下治理的根本途徑在于“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
  這些儒家的倡導對后世影響很大,歷朝有為的統治者都奉德治仁政為治理之正途。直到清朝,雍正皇帝還在《大義覺迷錄》中一再論證唯“有德者方能得天下”的道理。儒家德治思想的內涵豐富,是古代政治治理智慧的寶貴結晶,必將成為中國特色政治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泉。
  第二方面,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制度文化為新時代國家治理制度提供豐厚滋養
  從漢代以來2000多年的中國古代治理實踐中,儒家思想成為唯一的國家治理指導思想,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儒家特色的制度文化,總結這些制度文化并為新時代國家治理制度提供參考和借鑒,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德主刑輔的制度設置。儒家向來主張“有治人無治法”,強調了人在政治治理中的主導性,這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認為人是惡的,故而用“法”來限定人的行為,而儒家認為人生來即有仁善之端,最重要的是通過自我道德修養和教化引導來成就人。中國由此產生的治理模式便是“德主刑輔”,即主張在治國安民過程中,應以道德教化為主要手段,而以刑罰懲治為輔助手段,提出“以德化民,以刑輔教”的具體辦法,并特別強調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權力人員要有較高的道德修養和政治立場。這種制度設置曾在近代以來長期被人詬病,認為缺少了法治精神,不值得繼承發揚。但近年來,香港的司法者肆意操縱法律來打擊迫害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和反“占中”、反“亂港”的平民百姓等現實實例,給我們很好地上了一課,我們不禁驚嘆我們的祖宗“有治人無治法”的告誡是多么的明智!香港的法律不可謂不完備(卻還不完善),但一旦司法者站錯了政治立場、服務錯了對象,法律只不過是一種挾私報復、排斥異己的工具!它提示我們,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執法者、行政者的“德”的提升和正確的站位才更加重要!
  2.首重德行的選官任官制度。中國古代有“舉孝廉”“九品官人法”“薦舉制”等一系列以德為主的選官辦法,后期科舉成為選官的主流制度,但首重德行的薦舉辦法和選官用官原則一直延續下來。這種注重德行的選人思想是可取的,歷代的選官用官實踐也積累了大量經驗,這對于今天完善選人用人制度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3.高效保密的中樞決策機制和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的行政管理體系。 唐以來的中書門下政事堂、中書省、內閣、御門聽政、軍機處等中樞機構,是保密性強、運轉迅速、決策高效的軍國重事決策機制,保證了參政決策大臣磋商密議和君臣集思廣益。我們過去認為這種機制是為了保證君主集權,對皇帝專權有利,這種認識是片面的。事實上,欲要有效治理擁有遼闊疆域的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沒有高效保密的中樞決策機制是根本行不通的,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借鑒的。另外,九卿會議、九卿科道會議、大臣和監察官會商機制保證了行政和司法決策正常化;三省六部,部門分工明確、科層管理有序;御史臺、觀察使、巡按御史、都察院、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分巡道等機構的設置十分健全;京察、大計、覲見等述職述廉、分類考核制度完備,都值得總結借鑒。
  第三個方面儒家的政德和民德教育文化為國家的社會治理提供豐厚滋養
  首先,儒學是君子之學,是重視官民修身的“成人”之學,其蘊含的道德教育資源必當成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厚滋養,也是社會主義新道德新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
  其次,圣訓、鄉約、遺規、家訓、宗譜可以為今天的公民道德修養和社會規范養成提供更加貼近生活的借鑒。圣諭十六條、圣諭廣訓,通過縣令每月朔望日的宣講,把最高統治者對民眾的道德規范訓諭廣播于民間;呂氏鄉約、南贛鄉約等鄉規民約、《五種遺規》、顏氏家訓、朱子家訓,針對官民、男女、家庭予以訓誡、規勸,入情入理,貼近生活,走近民眾;遍及各大族姓的宗譜載有家風、家史,充滿了對祖宗父母、生源家世的懷戀,既有對詩禮傳家、忠厚做人、勤儉持家、遵紀守法的倡導,更有對一諾千金、仗義疏財、為民請命、忠君愛國、千秋功業的頌揚,以及勵志奮進、光耀門庭的殷殷期望,是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富有社會治理可資利用的優秀文化遺產,值得傳承發揚。

  錄音整理:齊金江 陳金海 陳以鳳 陳霞 

編輯:趙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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