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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泗儒話:中國之治如何應對時代之變

來源:孔子研究院作者:齊金江 2019-12-05 09:49:00

  2018年新春伊始,孔子研究院即決定將建院23年尤其是創刊10年來的相關研究和普及成果編輯出版。孔子研究院積極組織力量開展編撰匯集工作,歷時18個月,值此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孔子研究院六周年之際,近百萬字的《洙泗儒話》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的文章屬于孔子儒學與傳統文化的訪談、討論、介紹、敘說、專論,故定名為“儒話”。在“儒話”之前冠以“洙泗”,包含了一種家國情懷。洙泗之域是孔子故里、儒學原鄉,這里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就像曲阜城北那座洙泗書院所象征的,儒學就是從這里走出、從這里走來,走到全世界、走到了今天。本次編撰匯集,以孔子研究院時期2010年到2018年30多期《孔子文化》的文章為主,兼及2010年到2018年《孔子學刊》以及2004到2009年曲阜師范大學時期《孔子文化》的“名家訪談”欄目。在眾多的原發稿件中,編輯們反復推敲、優中選優,匯輯、整理成了近百萬字的定稿。《洙泗儒話》分為上、中、下三冊:上冊包含“勝日尋芳”“方家新論”“儒學·現代·當代”“圣域風物”“域外漢學”5個欄目,38位作者的45篇文章;中冊包含“經學研究”“儒學史研究”“孔子研究”3個欄目,40位作者的45篇文章;下冊包含“萬紫千紅”1個欄目,38篇名家訪談。總計:9個欄目、116位次知名學者、128篇次文章、近100萬字。本次編纂注重思想性、普及性、地域性和時代性的融會、統一,這是以實際行動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把握時代脈搏,促進儒家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一次努力嘗試。映襯著我們所處的時代發生的深刻變化,《洙泗儒話》以朱熹詩句中的“勝日尋芳”打頭,以“萬紫千紅”收尾,意即傳達這種情懷和意蘊,同時,也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之治如何應對時代之變?

  堅守文化自信,護持精神命脈

  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堅定文化自信,首要的是準確把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鮮明特征,深刻理解其巨大優越性和旺盛生命力,切實增強堅定文化自信的情感基礎和思想自覺。楊朝明先生在《我陪同習總書記考察孔子研究院》中提出:“習總書記一行的到來,讓我們感受到了國家對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從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強國’戰略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一再加強。此次習總書記的到來,也是對‘文化強國’的進一步推進,這正如他表示的那樣,是向大家傳遞一個信息,那就是要大力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讓我們激動不已,十分振奮。這么多年來,我們很多人都在為弘揚傳統文化而努力,而真正要實現傳統文化的復興、發展,沒有黨和國家的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再表示要推進文化建設,這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實在是令人歡欣與振奮。習總書記的到來,在讓我們感到光榮的同時,也自覺責任重大。孔子研究院是由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孔子、儒學專門研究機構。因為地處孔子故里曲阜,地位特別,意義非凡。自1996年奠基創建,已近20年的時間,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時間并不長,因此,科研力量、科研基礎都比較薄弱。但是,孔子研究院自設立之日起,就擔負著重要的責任,那就是要建設成為國際儒學研究中心,組織引領國際儒學研究與發展。此次習總書記的到來,更是體現了國家領導人對孔子研究院的殷切希望。習總書記在肯定我們成績的同時,也希望我們在儒家文化的研究中走在世界的前列,能真正成為國際儒學研究的中心。這讓我們感覺責任重大,使命光榮。黨和國家對文化的重視與支持,也讓我們信心百倍。曲阜是孔子故里、東方圣城,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孔子研究院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相信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儒學研究者、愛好者前來。我們相信,在總書記的勉勵、鼓舞下,在國家和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在有志于儒家文化發展的學者、朋友的幫助下,我們全院上下眾志成城、齊心協力,一定會實現這一目標。”牟鐘鑒先生在《儒學在中華文明多元通和模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說到:“儒家文化造就了一個多元通和的中華文化生態,證明它是有實踐生命活力的。而中國就其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的多樣性而言,乃是世界的一個縮影。中國能做到的,世界也能做到。孔子不只屬于中國,也屬于人類,他得到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們由衷的敬愛,這不是偶然的,人們認識到他的學說可以為全人類造福。只要人們認真向孔子學習,把他的協調智慧用于處理當代國際事務,學會統籌兼顧,用以取代貴斗哲學,文明沖突就能變為文明合作,生態危機也易于克服,和諧世界就會到來。”郭齊勇先生在《護持精神命脈,推展人文教化——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系列講話》中講到:習總書記的講話表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立足之基,是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文化的本體,必須堅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在以上一段話中,總書記兩次講“根本”,一次講“根基”,且是“固有的根本”,“站穩腳跟的根基”。在此次講話中他還強調“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這都表達了以中國文化為本根、本體的思想。我們認為,只有把優秀傳統文化坐實為我們黨與我國現代化及現代文化的“本”(而不是末)、“體”(而不是用)、“主”(而不是從)、“本位”(而不是客位),有了靈魂與精神命脈,才不致于左右搖擺,流蕩失守,迷離失據,無所依歸。由此而開出的現代化才真正是我國的、健康的現代化。中國與中國人走上現代,中華文化在今天的創造性發展,當然是以自己5000多年偉大文明為基礎、為土壤、為前提的,這絕不是要排斥吸納人類不同文明與文化的優長。恰恰相反,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善于凝聚、消化、融攝內外不同的文化,豐富壯大自身。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類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最獨特的精神標識。人們現在經常說,今天的中國文化已然是中國、西方文化渾然一體的產物,已難分彼此了。在一定意義上誠然可以這樣說。但是,從根本上來講,我們這樣一個五千年甚至七千年從未間斷的偉大文明,我們這樣一個包含古今各民族的多元一體的偉大的中華民族,在長時期的發展中,創造、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民族精神、文化價值系統,以及人與天地相接相處的智慧,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靈魂與中國文化的本體,是我們固有的根本與精神命脈。這里包含了“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這些價值及“五常”“四維八德”等,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今天,我們仍然要以博厚高明的中華民族精神作為今天中國與中國人的靈魂,以深長久遠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系統作為今天中國與中國文化的本體。我們講“體用如一”“體用不二”,有其體就有其用,不能把體用打成兩橛。我們更要搞清本與末、本根與枝葉的關系,不能本末倒置。

  只有“通古今”,才能有中國的文化自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黨帶領人民創造性地發展出昂揚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共同構成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精神支撐,形成了堅定文化自信的不竭動力和現實基礎。李存山先生在《只有“通古今”,才能有中國的文化自信》中說,關于如何“通古今”,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需要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如果只講中國傳統文化,則不免存在著“太軟“的問題。自1840年以后,中國處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中國傳統文化在此“變局”中確實有衰落、太軟的問題,乃至中華民族也曾經歷了落后挨打、被列強欺凌的劫難。只有成功地應對這個“變局”,回應“現代性”的挑戰,與現代文明的一些普世價值結合在一起,中國傳統文化才能重新煥發活力,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也才能真正被廣大人民群眾所踐行。中國傳統文化要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一方面要傳承和弘揚中國文化所相“因”的常道,另一方面要有所“損益”。“損”就是要減損掉一些已落后于時代的文化內容,如“三綱”等等;“益”就是要增益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等,這些普世價值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結合在一起,也就有了中國特色。齊金江在《“國學三老”與孔子研究院》中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中華民族既有敬老養老的傳統,更有老有所為的傳統。老子留下五千言《道德經》、孔子整理《六經》,“立言”與“立德”“立功”一同被視為“三不朽”。不僅要做到“仁者壽”,而且要“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活到老,學到老,修養到老。在季羨林先生稱道的佛經《棄老國緣》中,寫到“佛陀在舍衛國時,曾這樣開示說:‘恭敬年長的老人家,會有大利益——從老人家那里可聽聞到未曾聽過的事跡與道理,得以增廣見聞、通情達理、增長智能;恭敬長者的好名聲會聲名遠播,讓有識之士尊敬贊嘆!’”(季羨林:《季羨林談人生》)“國學三老”在其人生的最后階段,在不同的因緣場合,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孔子研究院的研究主題。這對于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建設,無疑“會有大利益”,時間和實踐將會進一步證明他們的遠見卓識。黃懷信在《孔子思想在當代》中說,怎樣讓孔子思想發揮實際作用?愚以為關鍵是以之為教。因為總結社會上諸多丑惡現象產生的深層原因,最根本還是人的素質問題。而人的素質,無疑可以通過教育得到培養和提高。當然,這里主要指的是道德素質。儒家講究教化,孔子一生重教從教,他“疾固”,恨“無道”,其教學目的就是為了培養人的道德,提高人的素質,以改變“悠悠者天下皆是也”的局面。所以,孔子思想完全可以應用于當代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學校教育,自應從小學開始,而且應該具體體現于教材之中。家庭教育,包括父母的言傳身教。社會教育,包括輿論宣傳,以及各種專業教育。教育的內容,自應以其道德思想為主。因為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教育應該循序漸進,對于小孩子,自應從道德教起,不能一上來總是“學而時習之”那幾句。中學、大學,也應堅持儒家道德的教育,同樣也應較多地體現于教材之中,逐漸培養學生崇高的人格,使他們步入社會以后不至于“作惡”。干春松先生在《通過禮樂重塑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價值基礎》中指出:“為什么禮儀如此重要呢?按照現在主流社會研究的一個觀點,每個社會正常運營都需要三種資本構成:一種是我們常說的經濟資本,另一種是人力或者人才的資本,第三種就是社會資本。這三種資本沒有被中國人真正重視的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有其顯在的表現,比如像符號系統。另外還有一種是無形的資本,比如價值觀、文化的認同感等。社會資本與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禮樂文明有特別大的關系。社會資本運營機制到底是什么?或者說是什么讓我們越來越重視社會資本,并非僅僅關注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其背后運營的機制主要有三個:一是理性的選擇,理性這個詞比較接近于善性,用梁漱溟的話說就是有沒有好處,如果每個人都過著禮樂的生活,姑且不談它的意義,首先是對我們每個人有沒有好處?比如說是大家都排隊快,還是大家都不排隊快?這其實就是一個理性的選擇。第二個方面就是制度建設,我們禮儀的,或者是其他規范的建設需要有一套形式化的系統。這套形式化的系統,就是制度建設。這種制度化的建設關涉到第三個方面,就是我們要建立一套怎樣的禮儀系統?建立一套怎樣的制度體系才是真正符合中國人生活方式的。”郭沂先生在《禮樂與人性:兼論禮樂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中強調:“今天我們討論禮樂文明,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禮樂。就像其他概念一樣,不同的學者可以對禮樂作出不同的界定。按照我的理解,禮樂就是對人性的展現、文飾、美化、升華與限制。就是說,將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顯示出來,同時對人性中的陰暗面加以文飾和限制。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猶如一塊剛剛從礦中采的璞玉,不夠美麗,經過雕琢才變得玲瓏剔透,光彩照人。人對禮樂的修行,正是對璞玉雕琢的功夫。所以,通過禮樂,人才得以脫離生物的人,從而成為一個有修養的人、一個文化的人、文明的人。”顏炳罡先生在《錢穆與當代儒家》中說到,儒者、儒家、當代儒者、當代儒家、當代新儒家,是一內涵不斷豐富而外延不斷縮小的概念串。本人認為,凡是堅持道德的優先原則、以孔子為宗師、同情地了解儒家經典或教誨的人物都可以稱之為儒者,即不識一字,也不妨其作一儒者;當然儒家之“家”有專家意,也有自成一家意,儒家是在堅持道德優先性、宗師孔子、同情了解儒家經典或教誨的基礎上,對儒門系統的道、學、政、行有自己獨特的體悟、力行而自成一家者;當代儒家是指生活在當代社會,在堅持道德優先性、宗師孔子、同情地了解儒家的經典或教誨的基礎上,對儒家學說的現代疏釋、轉化有所建樹的學者;而當代新儒家是指生活于當代,在堅持道德優先性,宗師孔子,同情地了解儒家經典或教誨,在批判性反省傳統儒學得失利弊的基礎上,力圖開出儒家義理新形態的學者。孔祥林先生在《文廟奉祀的教化作用》一文中指出,在文廟奉祀的影響下,莘莘士子埋頭讀經,砥礪品德,或成為碩學通儒,或成為賢相良臣,或成為忠臣烈士,配享在文廟內,或做官愛國惠民,勤政廉政,造福一方,附祀在任職地的名宦祠和家鄉的鄉賢祠,或在鄉為民遵紀守法,多行善舉,附祀在家鄉的鄉賢祠。任何人只要存心向善,行善政,行善舉,都可以進入文廟享受后人的祭祀。文廟奉祀歷代先圣先賢和附祀名宦鄉賢以進行成圣成賢成人教育,對于造就中華民族重視思想文化的傳統,培養立志向上、奮發有為、向善行善、廉潔奉公等民族精神,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構建核心價值體系的今天,仍是值得借鑒的。

  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根本是經學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根脈和靈魂,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是堅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文化資源。在《中國古代文明之重估與孔子思想的再認識——李學勤先生專訪》一文中,李學勤先生談到,如果說什么叫“國學”,我說“國學”就是指的中國傳統文化。如果說“國學都是好的”,那中國傳統文化里面肯定有不好的成分,但是就整個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講,她是和我們民族、國家的命運相結合起來的,沒有一個國家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完全消滅了的,而且也從來沒有人這么主張。只要這個民族還存在,傳統文化總是要存在的。中國傳統文化非常豐富,可是儒學是主流,在儒學里面最根本的是經學。這是事實,我這話沒有什么價值判斷,并不是說經學那么好,可事實上它起著這么一個作用。如果經學不通,就沒有儒學;儒學不通,就沒有中國傳統文化。在《安樂哲先生訪談》中安樂哲先生強調,美國思想家愛默生、杜威把宗教與宗教感分得很清楚,他們認為制度性的宗教不是宗教感的來源,反而抹殺了宗教感。因為制度性的宗教讓我們有異樣的價值觀,異樣的態度和異樣的行為方式。可是真實的宗教感是什么,是讓人做一個完美的自己。而儒家“仁”的概念與每個人的“人”是不一樣的,成就仁需要看你的條件、心志和機會。我個人覺得儒家沒有正式的宗教,是它的優點而不是一個缺點。我們不要將儒學宗教化,但讓它有自己的宗教感。宗教感是非常重要的,對于中國傳統思想,我們要排斥基督教性的誤讀,還要讓它有自己的宗教感。我個人認為,儒學中的“禮”即是具有明顯宗教感的字。在《儒家倫理視野下的人性、普世性及本體學——成中英先生訪談》中,成中英先生說,儒學就是對人與社會的發展的一種深刻體驗,是一種生命內在價值觀的體現。我認為生命及其價值就是這樣出來。所以儒學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發展或外在于人的自覺,指人所需要認識的一種價值,因為“儒”即“人之需”,表現為《周易》所說的“需”卦。 我們要把儒學看成屬于人的本體的東西,因為儒學就是人的學問。從“儒”字來看,“需”就是一種淡定,它因為有潛力,所以可以再發展,表明一種對發展的期待。儒學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在《追蹤梁漱溟與中國文化——艾愷先生訪談錄》中艾愷先生說到,雖然說儒家是中國的東西,但內涵著很多人類共有的觀念啊。譬如說“孝”,每個社會多多少少有孝順。當然,中國對這個觀念是最強烈的,不過也不能說,信其他“教”的就不可以,什么“教”都是可以的。依我看儒家的道德體系是比較容易接受的,儒家思想跟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樣的,什么都可以接受、接納,綜合進去的。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應該去尊重,不應該隨意排外。世界所需要的是一個共同的道德規范和系統。但是一神論宗教絕對不行,它們沒有包容性。只有儒家不主張神明,包容性強,且能起到宗教文化的正面和積極的作用,理應發揚光大。西方文化很清楚,本來就是人類正常應該走的路,先解決物質方面的問題。那第二條路呢?就是中國文化,比較強調心靈的情感滿足,豐富的精神生活。盡管看起來這個時代價值多元,但總有些價值是人類共通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可以提供一種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價值觀。 

編輯:趙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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